小說寫得很長的William Faulkner曾說：「短篇小說是失敗的詩，而長篇小說只是迷了路的短篇而已。」這段謙遜自嘲的話，意味的是「長度其實有意義的」，至少是不得已的，就是有這麼多話、這麼多不平的事得講出來。 換言之，前提是「有意義的」。
但萬一言不及意呢？這種情形較不會發生在面對面的溝通，即使出現，有風度者，微笑以答，讓不及意的話放空地左耳進右耳出；直率者，就別委屈自己地拂袖而去吧！至於網際網路裏，私人部落格可以直接刪除，或乾脆只容同好者的對話；公共領域，要不再費盡唇舌的回應（只是萬一以為對方可以對話而不是，其實蠻糗的），要不就任憑其來製造垃圾吧，誰叫這是公開網站。
某種程度言，網路或其它公共領域的訊息無意義者居多（當然我們自己也可能會變成他者的無意義）。本來，這種狀況可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對話機會與平台（目的論），結果往往可能伴隨出現的是莫名、無意義的衝突和爭端。
近期一次參與設計系所的畢業班評圖，南部的學校在台北的評圖展覽，撇開學生表達問題價值與設計的能力，非常不諱言說台北的評審者只是憑藉台北觀點看台灣。就如一大組以南台灣的基地或環境為對象，試圖挖掘農村、地方空間的課題的探討。做農村課題的，雖很真實，但被以習癖般的建築設計予以評價，無法有對話，而只是挑學生的圖沒有畫好。美濃，喔，那個可以吃道地板條的地方！另一組探討都會邊陲環境的，基地雖是問題的來源，但策略地呈現議題、方法面向（我的看法），而使得那些一般習癖的評審者引發可討論的氛圍。
在此，抽象的議題被視為是高雅，真實的農村場域被視為是等待開發的蠻荒。近日一則專題報導指出，東南亞以稻米輸出為主的國家，準備組織成立類似OPEC的機構，制定稻米的國際價格。將農村當成帶有貶抑的local時，只是昧於面對或尚未清楚高價糧食的社會未來。當那麼一天出現時，得將農村視為大寫的“LOCAL”了。是否應體認到，人為環境探討的價值，也正因為是人為的，本來就會有價值的轉變，而不會有亙古不變的價值。年輕學子本來需以一種「宣言式」的態度面對所謂的畢業設計，即使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但這不就是青年的價值，不就正是還未遭資本主義洗禮的設計理想價值嗎？
參與評圖的前一刻，與邀訪我的一位在台北搞文化抗爭的前衛藝術家交換有關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觀點，言談中不得不敬佩他所表現出之藝術家少有的關懷文化、社會的特質。期間，他提到從1997年來參與華山藝術運動的過程，雖無可歌可泣，但也血淚斑斑。
民主開放，照理有更多公共參與的機會，但大鳴大放者被當成只是情緒宣洩，或是所謂的名嘴式公共參與的牽引，再多的公民參與也是枉然。當道德、人倫已界定出的公理或真理的價值，怎麼還會有兩套標準的東西。可以視而不見的不遵守，但總不能無的放矢，還理直氣壯的自己辯護起來吧（當然，這種勸戒對沒有真理概念的人是無意義的，就像跟唯利是圖的商人談公平正義一樣）。台灣的官僚社會就是如此，悲哀的是搞文化的部門也無法倖免。討論文化可以有價值，可以改造，甚至要全然的產業化，或是縉紳化，但文化的基本社會價值不能變，也不可以變。
看他熱血沸騰的述說著，委婉地補上個說法，對一個已是癌症末期的病患或是植物人的台灣社會，再好的藥劑不要說能夠改善病情，連皮下注射的快感也減輕不了它的症狀。不禁感嘆，今日所謂的藝術家，不見得皆為「紅頂」，但起碼一定是「錦衣玉食」。而如果是前述那樣的藝術家，中肯的說有使命感，甚至可以為藝術而犧牲；反之，可能被戲稱不會創作的搞運動藝術家（這位藝術家一年至少辦三次個展）。
或許有更好的一種說法：「找尋另一種東西（可能的出路），既不是接受政府，也不是訴求搞革命，更非採恐怖主義，但並非一種簡單、平淡、無聊的自由主義，而是在尊重所有人的崇高行動之名下，重新尋找詩意（轉引自唐諾(2008)，〈那個歌很長的人－美國創作歌手唐．麥克林〉《中國時報》2008年5月4日人間副刊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