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藝復興」學到了什麼

「文藝復興」(Renaissance)這個詞的使用會固定下來，主要是它便於描述中世紀（當時的歐洲已是基督教世界）與現代開端之間的過渡期，並試圖恢復古希臘的「人性」價值。

此外，它也有某種伴隨著科學的好奇心來探求歷史的正當理由，因為當時義大利的精英已察覺出一種「文化再生」的現象正在發生，使得古希臘和羅馬的偉大文學、哲學及藝術被重新創造出來。換言之，文藝復興這個詞的價值意義，在於它指出了古代美德、技術、知識與文化的再發現及利用。

是故，15世紀時期的義大利建築家Leon Battista Alberti便進一步指出：「文藝復興是對個人才華和力量的關注。」

建築史上的文藝復興，或許只是一種對古典主義形式和風格的復興。然而，文藝復興提倡的「人文主義」旨在探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目標在於從封建制度的「非人本性」的理念中解放出人存在之本身，恢復本來之「人本性」。
「復興」，意味的是從神性的桎梏中解放出人性，不是在於形成一種新的霸權，亦非在於瓦解價值，而是對於人倫的再歌頌，重新彰顯出人的價值。
因為有了「科學的觀念」，有了「知識的普及」，人們可以好整以暇地重新審視自己如何做為人，何以做為人的理性思考。

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師不師、生不生…，跟原始之偏動物性的社會有何差異，最後就是以武力相向來解決問題。
或許可以這麼說，感性是人的天性，因此可以在私領域中率性，可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也可以「凡事只是好玩」。但理性的注入，是協助人學習並能夠尊重他人，進而維持一種「倫理」的關係。

海角七號了沒

混沌的年代，社會總需要、也會尋求心靈宣洩的出口，《海角七號》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拍片永遠窘困的導演，快過氣的男歌手，想找新出路的日籍女演員，一個在台灣地圖上但鮮少人知的地方，經由對於圓夢的渴望，為了證明並挑戰自己其實沒有比人差的企圖下，而交織和譜出了這部電影的敘事。

只是好事者如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也湊上一腳，煞有其事找來導演開會，欲予以學術化，並提出：「《海角七號》巧妙將美國好萊塢商業片、日本偶像劇、搖滾樂等當代文化元素，與台灣殖民歷史和本土意識等深刻議題結合在一起。…（此外）例如，導演以行為舉止文雅的日本歌手與公關，與台灣人大剌剌、直率的形象作對照。片尾有日本歌手與台灣歌手合唱的場景，宛如日本歌手提攜台灣歌手，都觸及到後殖民的議題。」

學術討論或批判是好事，但要顧及到「批評倫理」。就如導演當初的目的應該只是想拍一部電影，只是想提供民眾一種非好萊塢式的影視娛樂，並沒有夾雜那麼多的「殖民」和「後殖民」論述在裏頭。

如果拍部國片的電影，沾了點日治的敘事，就指稱它隱含「殖民」和「後殖民」的意識形態進行論辯，實在有指鹿為馬，甚至風馬牛不及的窘態。提個直接的問題，是否日後諸如拍此類題材的電影，只要以「殖民」和「後殖民」的論點來檢視都可成理？就像情色題材一定是觸及「挑戰父權」、「性欲解放」的課題？

空間形式文化研究曾指稱象徵資本主義的摩天大樓，是源於「陽具崇拜」的心理。若如此，相信這些研究者一定很苦惱，因為出門就看到滿街的陽具！

再如提及日治或日據，乃至日殖民，涉及到是意識形態的糾葛，意識形態方面的討論若不夠細緻，就會變得很粗暴，就如時下的「愛台論」一般，一點都不健康，甚至流為犬儒主義。就如看待日治時期的現代化，指稱其為「後殖民現代性」，說其是一種沒有主體性的表現。但這樣的討論除了被視為工業革命肇始的英國和西歐外，那個國家的現代社會形成是具有主體性？這不是掉入溯源的迷思？學術討論不是淪為套套邏輯？

歷史的討論，是必須誠實的面對這樣的過去，因為它是已發生過的事實，可以有不同觀點的解釋，但不能全盤否定她。否定，便失去批評的倫理，便失去探求歷史之真實的目的與意義。

可以說《海角七號》只是部勵志電影，只是部非瓊瑤式的愛情電影，只是一部提供當下台灣社會尋求心靈藥帖的電影，只是部淡化歷史情感的電影。依著電影的敘事，就說它觸及「殖民歷史」和「後殖民論述」，我想是這部電影無法承受之重。

寫在《海角七號》破兩億台幣票房之後！

「宜蘭厝」之後的農村應該是..

1993年開始了第一期「宜蘭厝」的計畫與活動；2000年，「宜蘭厝」進入了第二期，並宣稱是一場開啟台灣的「寧靜地景革命」。

2008年的今天，這場所謂的寧靜地景革命，除了吹起農村地貌上出現櫛比鱗次的都市人「別墅」風潮外，農人賴以為生的土地，不是休耕、廢耕，要不就是種植著永遠趕不上天災人禍變化的經濟作物。這種對於孕育、造就本地文化的農村土地，或稱水稻土地的影響，寧靜地景革命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專業的想法相信是始料未及，除了蓋起一幢幢與農地文化無關的別墅外，諸如農村景觀變遷中所面臨的包括「外在環境因素上」的：社會文化的衝擊、經濟的衝擊與資本市場的衝擊，以及「內在環境因素上」：農地污染化、農地過度流失與開發和水環境資源的扼殺等，這些現象完全沒有因為革命而產生任何變革，即使只是些微的改變！

休耕、廢耕便罷，當維繫農村命脈的土地、水資源，遭到非本意的它用，甚至是污染，這不是富麗農村所希望看到的願景。

不高調談農地絕對的耕作，畢竟農村景觀的變遷，已經從自然景觀轉變到產業景觀。現階段或許該以「文化景觀」角度來著眼農村的未來。
農業文化景觀所談論的不僅是當下的景觀以及風貌的課題，也是一個長時間包括族群、政治、經濟、產業或是文化型態不斷的融合與拆解的過程。這些變化反映在地景上，也就是此地的人對於「這裡」共同的生活、產業與文化經驗；也因此，農業文化景觀的形塑將能夠反映出農業生活、農業文化體系與農業環境的特徵。

農業文化景觀的內涵與特徵可概分有形、無形與暫時景觀三個部分，一是有形的景觀，包含自然、農業（田野）景觀與人造物景觀。自然景觀以森林為主，農業（田野）景觀可分成農田、果園、牧地等，人造物則可依空間的規模分為城鎮、莊園、聚落等形式。
其次是，無形的農業文化景觀，像是農村中流傳的神話、傳說、歌謠、歷史、信仰、語言等。
三是，暫時性的農業文化景觀，則屬於不定時、非固定地點的流動性景觀，同時也是重現的文化景觀，其包含了慶典、祭禮、展演、市集等日常生活可得見的農民行為。
三者並進的構成便成為景觀敘事體的模式，也就是「景觀敘事」──說故事的景觀。

鄰近的國家，觀察像是同樣以農立國的日本，便刻正在進行類似這樣的「文化革命」。為了保存延續農地的生存與文化的命脈，農地的水稻普遍耕作，不在於產量的著眼，而是回復其原本做為農村的景觀。因為有了農地，就能夠維繫農夫的工作權，便能夠繼續運行著農業文化的開展。換言之，保留維持了農村該有的主體與土地倫理，將能夠產生生態上的平衡。

試問，綠油油或結實累累的稻田、提供灌溉的潺潺流水，以及傳統的農舍，不就是一幅最令人感動的農村景觀。它不是粗暴的規劃，或一場所謂的革命掀起能做到的。

當種水稻可減少溫室氣體外，還可降低對河流域水生物潛在威脅的氮污染，並可抵消二氧化碳的排放時，還有什麼比種水稻方式更好的永續方案！

種菜也是一種「藝術」？！

報載2008台北雙年展，某藝術家以種菜的行動藝術型態展出。
其道：「在混凝土地上種菜可以減緩的能源耗費，還可以吃，…」

順著這個藝術家的邏輯：
藝術家可化身為農夫，那麼農夫是否可以成為藝術家？
農夫耕作與田地間，論其相仿於藝術家並不為過，只是他們通常沒有什麼發話權，只懂得如何與土地對話；
他們總是埋首於土地，只問收成好不好，不特別談什麼藝術。
但種菜當然可以是一種藝術，只是由藝術家冠冕堂皇的提出就有點矯情了。

藝術創作怎麼跟農耕技術比拼起來了！
不否認，兩者皆有其各自的深度；
但在美術館處種菜，豈不褻瀆了藝術聖地？
在美術館處種菜，豈不貶低藝術家的身份，而褻瀆了農夫的身份？
在美術展中種菜，說是藝術創作，說旨在提醒面對地球暖化的課題，這搞種菜的藝術家就真的是在譁眾取寵了！
看來，多元價值的結果就是沒有價值。

當然，藝術家說種菜是藝術就是藝術；
只是如果農夫說種菜是藝術，就不曉得藝術家能否接受。
藝術家是否把藝術工作做好，而農夫把田裡的工作做好，大家秉持自己的價值，紛亂或許就會少一點吧！

「反身性」之鏡

價值不會變，也可能會變。
換言之，很多時候它被認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這些都是真的是嗎？從未期待，以及太多先入為主的參與，只是使得那個「真的是」被無端以一件面紗所遮蔽。然而，當變與不變的價值成為「真理」時，那個價值是不會變，甚至應該被彰顯與維護。

任何形式的觀點與立場不免皆易被認為一種本位主義的呈現，但是當被認為的本位主義是較符合公共的集體價值時，它該被稱為是本位主義嗎？

或許，文字的表述是否為真已不重要，因為它已經成了一面照見所有人的「反身性」(reflectivity)之鏡。

走山

走入山林，每每總能夠那麼地體會出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當年搭乘小獵犬號(H.M.S. Beagle)航行於島嶼間探索物種的心情。不似達爾文搞物種研究的企圖與精神，純粹是一種「走山」的心情。

海與山，前者是孕育生命起源的所在，後者則是提供生命繁衍的來源。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一位友人更在每回走山後表達出對山的敬意，他更主要的目的應是對生命的敬意。
走山的目的只是山，對走山者言，所有的山或許有其傳說、神話上之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稱謂，但彼此間所蘊含的意義皆是同等的。

如果「轉山」，尋求的是曾自詡的承諾，一種意味著挑戰自我的對個人生命的謳歌；那麼「走山」，則是對個人外之微小事物的禮讚，如何內掩掉自我。

尤其山嵐乍現裊繞之際，山林宛如被罩上一件面紗，欲化為一縷輕烟之感猶然而生，只是生命中似乎不免有不能承受之輕。

偶走入山林，暫時褪洗去俗世的塵埃，倒也是一帖不錯的解毒劑！

有意義的價值

小說寫得很長的William Faulkner曾說：「短篇小說是失敗的詩，而長篇小說只是迷了路的短篇而已。」這段謙遜自嘲的話，意味的是「長度其實有意義的」，至少是不得已的，就是有這麼多話、這麼多不平的事得講出來。 換言之，前提是「有意義的」。

但萬一言不及意呢？這種情形較不會發生在面對面的溝通，即使出現，有風度者，微笑以答，讓不及意的話放空地左耳進右耳出；直率者，就別委屈自己地拂袖而去吧！至於網際網路裏，私人部落格可以直接刪除，或乾脆只容同好者的對話；公共領域，要不再費盡唇舌的回應（只是萬一以為對方可以對話而不是，其實蠻糗的），要不就任憑其來製造垃圾吧，誰叫這是公開網站。

某種程度言，網路或其它公共領域的訊息無意義者居多（當然我們自己也可能會變成他者的無意義）。本來，這種狀況可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對話機會與平台（目的論），結果往往可能伴隨出現的是莫名、無意義的衝突和爭端。


近期一次參與設計系所的畢業班評圖，南部的學校在台北的評圖展覽，撇開學生表達問題價值與設計的能力，非常不諱言說台北的評審者只是憑藉台北觀點看台灣。就如一大組以南台灣的基地或環境為對象，試圖挖掘農村、地方空間的課題的探討。做農村課題的，雖很真實，但被以習癖般的建築設計予以評價，無法有對話，而只是挑學生的圖沒有畫好。美濃，喔，那個可以吃道地板條的地方！另一組探討都會邊陲環境的，基地雖是問題的來源，但策略地呈現議題、方法面向（我的看法），而使得那些一般習癖的評審者引發可討論的氛圍。

在此，抽象的議題被視為是高雅，真實的農村場域被視為是等待開發的蠻荒。近日一則專題報導指出，東南亞以稻米輸出為主的國家，準備組織成立類似OPEC的機構，制定稻米的國際價格。將農村當成帶有貶抑的local時，只是昧於面對或尚未清楚高價糧食的社會未來。當那麼一天出現時，得將農村視為大寫的“LOCAL”了。是否應體認到，人為環境探討的價值，也正因為是人為的，本來就會有價值的轉變，而不會有亙古不變的價值。年輕學子本來需以一種「宣言式」的態度面對所謂的畢業設計，即使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但這不就是青年的價值，不就正是還未遭資本主義洗禮的設計理想價值嗎？


參與評圖的前一刻，與邀訪我的一位在台北搞文化抗爭的前衛藝術家交換有關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觀點，言談中不得不敬佩他所表現出之藝術家少有的關懷文化、社會的特質。期間，他提到從1997年來參與華山藝術運動的過程，雖無可歌可泣，但也血淚斑斑。

民主開放，照理有更多公共參與的機會，但大鳴大放者被當成只是情緒宣洩，或是所謂的名嘴式公共參與的牽引，再多的公民參與也是枉然。當道德、人倫已界定出的公理或真理的價值，怎麼還會有兩套標準的東西。可以視而不見的不遵守，但總不能無的放矢，還理直氣壯的自己辯護起來吧（當然，這種勸戒對沒有真理概念的人是無意義的，就像跟唯利是圖的商人談公平正義一樣）。台灣的官僚社會就是如此，悲哀的是搞文化的部門也無法倖免。討論文化可以有價值，可以改造，甚至要全然的產業化，或是縉紳化，但文化的基本社會價值不能變，也不可以變。

看他熱血沸騰的述說著，委婉地補上個說法，對一個已是癌症末期的病患或是植物人的台灣社會，再好的藥劑不要說能夠改善病情，連皮下注射的快感也減輕不了它的症狀。不禁感嘆，今日所謂的藝術家，不見得皆為「紅頂」，但起碼一定是「錦衣玉食」。而如果是前述那樣的藝術家，中肯的說有使命感，甚至可以為藝術而犧牲；反之，可能被戲稱不會創作的搞運動藝術家（這位藝術家一年至少辦三次個展）。


或許有更好的一種說法：「找尋另一種東西（可能的出路），既不是接受政府，也不是訴求搞革命，更非採恐怖主義，但並非一種簡單、平淡、無聊的自由主義，而是在尊重所有人的崇高行動之名下，重新尋找詩意（轉引自唐諾(2008)，〈那個歌很長的人－美國創作歌手唐．麥克林〉《中國時報》2008年5月4日人間副刊版）。」